丝绸、陶瓷、茶叶：山寨大国的被山寨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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▍一
对于罗伯特·福钧其人，我原先完全没有印象。
留意到他，只因近期大陆引进了一本以他为主角的史学畅销书，美国女作家萨拉·罗斯的《茶叶大盗：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》；此书另有一个台湾译本，名为《植物猎人的茶盗之旅：改变中英帝国财富版图的茶叶贸易史》。无论是“茶叶大盗”，还是“植物猎人”，说的都是福钧，一位十九世纪的苏格兰植物学家。
当饮茶成了英国人的心头好，最初，他们用白银从中国购买茶叶；当其财政不胜白银外流时，他们又不道德地走私鸦片以换得茶叶，直至引发那场以鸦片命名的战争。于是，就有了《茶叶大盗》一书精彩的开头话：“历史上曾经有一刻，当英国和中国因两种花木——罂粟和山茶——兵戎相见时，世界版图以两株植物的名字重新划分。”等到“鸦片战争”后，英国人可以公然进行鸦片-茶叶贸易了，但他们已不满足于此，他们要在自己的殖民地制茶，“若要茶叶产业成功落户印度，英国需要从最好的茶树上采集最健康的样本、成千上万的茶种以及中国顶尖茶匠传承了千百年的工艺。完成这个任务的人必须是一个植物猎人、一个园艺学家、一个窃贼、一个间谍。”这样，罗伯特·福钧就应运登场了。
《茶叶大盗》讲的就是福钧窃取茶叶工艺秘密的艰苦过程，一个“夺宝奇兵”式的商业冒险传奇，书中当然有种种细节，在此不必细表。老实说，我也没有太仔细看。总之大结局是这样的：“当福钧已是白发苍苍时，印度出产的茶叶已经全面压倒了中国产品，中国茶叶在西方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。福钧的偷窃行为在继续造福着世界：茶叶将出现在锡兰，出现在肯尼亚，出现在土耳其，这些茶叶的质量会被认为是良好甚至优秀的。福钧从中国成功盗走茶种及其相关技术，制造了迄今为世人所知的最大一起盗窃受保护的商业机密的事件。时至今日，福钧的做法仍被定义成商业间谍活动，在人们看来，他的行为的性质就跟偷走了可口可乐的配方一样。”
关于福钧的行事及其影响，坊间一本英国卡罗琳·弗里的《植物大发现：植物猎人的传奇故事》亦有简要介绍，而且有图有真相，若不愿读整部《茶叶大盗》，可藉此略窥大概。同时，从这部“植物猎人”群传中，我们也更容易确定福钧在近代西洋博物学史与商业史上扮演的角色——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
顺便说一下，福钧的回忆录《两访中国茶乡》凑巧也在不久前中译出版了。书中记叙茶叶的事情自然最多最详，但也包括大量植物、农业、经济、风情方面的内容，对于十九世纪中国社会，是一个颇有价值的观察文本。比如，福钧很留意沿途所见坟墓的情形，就可作中国风俗史料，因为国人于此司空见惯，倒未必会留下如此详细的描述。
不过，作为殖民者，英国人只是后来居上者，虽然“居上”，毕竟“后来”；在攘夺茶叶机密一事上，也是如此。作为“茶叶大盗”，福钧有大不列颠帝国强大的管理、经营能力作后盾，造成了巨大的历史后果，使得国际茶叶贸易的形势为之一变，使得中国经济尤其是出口贸易受到重击，这一点确是前无古人；但论扮演“茶叶大盗”这一角色者，福钧并非第一，英国人并非第一，“茶叶大盗”之前早就有“茶叶大盗”了。
翻检美国人威廉·乌克斯的名著《茶叶全书》，其上卷第一篇第八章以下，相当详细地叙述了茶叶在中国之外传播、种植和生产的历程。相比之下，《茶叶大盗》更近乎讲故事，只突出了一个“茶叶英雄”，而《茶叶全书》才是真正的写历史，描绘了一部“茶叶群英传”。由此我们更能了解，茶叶的全球化，是无数人的心力所造成，在罗伯特·福钧背后，其实有无数个罗伯特·福钧。早在十七世纪末，德国博物学家、医生A.雷克已从日本将茶籽带到爪哇，并培育成功；十八世纪初，荷兰东印度公司已提议，招募中国工人，在各处殖民地种茶制茶；到了十九世纪前期，荷兰人贾克布森六赴中国，最后一次更在清政府悬赏其首级的情形下，带回七百万颗茶籽和十五名工人，成就了爪哇的茶业。即便在英国人这边，在福钧的中国行之前近二十年，乔治·詹姆斯·高登、查理斯·加尔夫（传教士）就已得到总督威廉·班庭克的强力支持，赴华并购买到大批武夷山茶籽了。
这么看来，福钧的成功也是适逢其时吧。
▍二
在中国文明史上，茶叶绝非唯一被窃的技术秘密，甚至也非利润最高的技术秘密。《茶叶大盗》称福钧的行径是“迄今为世人所知的最大一起盗窃受保护的商业机密的事件”，实属夸大其辞；我想，仅就中国来说，技术含量最大、商业利益最高的秘方，应是陶瓷才对；陶瓷制作工艺的外泄，才是历史上“最大一起盗窃受保护的商业机密的事件”。
陶瓷有多重要？仅举一例：英国材料科学专家马克·米奥多尼克在其《迷人的材料：10种改变世界的神奇物质和它们背后的科学故事》一书里，将陶瓷跟钢、纸、混凝土、塑料、玻璃等并列为史上最重要的人造材料。可以说，陶瓷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冠冕。
关于陶瓷工艺的外流问题，不是什么新的学术课题了。此事的中心人物，是十八世纪初年入华的法籍耶稣会会士殷弘绪（此系汉名，原名恩托雷科利斯）。他在瓷业中心景德镇长驻二十余年，经过长期打探，细致地调查、记录了制瓷工艺的方方面面，前后两次以书信形式寄回法国耶稣会，发表于著名的《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》。前些时候另有一部引人瞩目的畅销译著，美国罗伯特·芬雷的《青花瓷的故事：中国瓷的时代》，对此问题就有扼要而生动的陈述，书中前三章实际上皆以殷弘绪为中心展开。
自十七世纪以降，为遏止白银东流，欧洲人即开始仿制中国瓷。至十八世纪后期，在工业革命的技术背景下，欧洲制瓷业引入新式机器，建立工厂制度，在生产上乃有大幅跃进；尤其英国瓷业大亨玮致伍德的产品，在国际市场上更一举取代了景德镇的作坊式制作，也终结了欧洲的中国陶瓷时代。而玮致伍德的陶瓷制作，正得力于殷弘绪的技术调查。《青花瓷的故事》讲到，当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谟斯恭维玮致伍德的瓷制品“装点了英伦女神之岛”、可以媲美中国瓷时，玮致伍德在得志之余，倒为中国人说了公道话——他建议伊拉斯谟斯读一读殷弘绪的记录，那样即可了解“中国人运用他们的技艺，造出辉煌作品，诸如建造、装饰和贴砖，包办整幢宝塔，以及其他各式宏伟的建筑”，并将中国人称许为“我在远方的兄弟，雕塑艺术的同行”。在欧洲飞扬跋扈的年代，这可算是对中国古典文明最有份量的点赞了！
当然，在西洋人以前，朝鲜、日本、越南、南洋乃至阿拉伯世界，早就在仿造中式陶瓷，且往往技艺精湛，乃至可与“中国制造”难分轩轾。在无数仿造的背后，想来定有大量的技术窃密事件，只是去今已远，不像殷弘绪那样白纸黑字地留下纪录而已。比如日本方面，据叶喆民的《中国陶瓷史》，十三世纪加藤四郎曾至福建学艺，后来创制出“濑户烧”，被日人尊为“陶祖”；十六世纪五良太甫曾至景德镇学艺，其制品至今为中、日藏家所珍；十七世纪东岛德右卫门曾至长崎向中国人学习“五彩夹金”技法，后研制出“伊万里金襕手”，更将产品销往中国。这些陶艺学习，自然包含了技术上的偷天换日吧，那么，他们不就是东洋的殷弘绪，不就是更早的殷弘绪吗？
在此，附带说一个我自己的购书轶事。
前一阵，在“孔夫子旧书网”见到一册日文书《中国陶瓷见闻录》，小林太市郎译注，初版于昭和二十一年（1946）；略为百度，仍不清楚此书来历，只知其材料丰瞻，或可参考，就以廉价购得。等书到手之后，知其分为三部分：《支那陶瓷见闻录》、《支那陶瓷见闻录补遗》及《耶苏会士ダントルコール神父传》，重作检索，始知这位ダントルコール神父即殷弘绪，《支那陶瓷见闻录》、《支那陶瓷见闻录补遗》也就是他关于陶瓷问题的那两封长信！小林太市郎专攻中国美术史，尤专于唐宋绘画，译注《中国陶瓷见闻录》，应属其旁出之作；他早年留学法国，或许就是他跟法国耶稣会士结缘的因由吧。收入殷弘绪信函的《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》，已有多卷本的中译版；但殷弘绪的信加上小林太市郎的注，相信于中国陶瓷史研究仍具参考价值，有心人，有力者，是不是可以助其翻译出版呢？
▍三
再往前，中国商业机密被窃的，还有丝绸。论经济利益，丝绸或不及陶瓷；但论名声，由于“丝绸之路”的缘故，丝绸无疑犹过于陶瓷。这样，丝绸制作工艺的外流，就可谓史上最著名的商业机密盗窃案了。
丝绸制作的关键，在于蚕丝，在于养蚕；而技术移植的首要步骤，在于蚕种。这也是学界的老问题了。我就偷懒一下，先利用新近王邦维的《东国公主与蚕种西传：一个丝绸之路上的传说》（网络版题为《蚕种何以西传，丝绸路上的“东国”公主》）一文。
关于蚕种外传最重要的记录，见于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卷十二瞿萨旦那国部分：“昔者此国未知桑蚕，闻东国有也，命使以求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，严敕关防，无令桑蚕种出也。瞿萨旦那王乃卑辞下礼，求婚东国。国君有怀远之志，遂允其请。瞿萨旦那王命使迎妇，而诫曰：‘尔致辞东国君女，我国素无丝绵，桑蚕之种，可以持来，自为裳服。’女闻其言，密求其种，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。既至关防，主者遍索，唯王女帽不敢以验。……”此处的瞿萨旦那国，据云即和田，又称于阗。类似记载又见于《新唐书·西域传》于阗国部分：“……初无桑蚕，丐邻国，不肯出。其王即求婚，许之。将迎，乃告曰：‘国无帛，可持蚕自为衣。’女闻，置蚕帽絮中，关守不敢验，自是始有蚕。”二十世纪初，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于阗佛寺遗址发现一幅木板画，跟“东国”公主偷带蚕种的故事正相契合，足证玄奘所记渊源有自。此外，据言西藏丹珠尔（大藏经）有《于阗国授记》，里面也有类似故事。
按王邦维的意见，《大唐西域记》所称的“东国”，无法确定其所指，未必就是中国；但论丝绸工艺的来源，最终还得追溯到中原地区，则将此视为中国丝绸工艺秘密被窃的历史传说，也算不得过份。
还要补充说明，玄奘在七世纪记录下来的瞿萨旦那国引进蚕种事，应是一个严重滞后的传说。法国汉学家布尔努瓦在《丝绸之路》第十一章专门讨论过此问题，指出《北史》所见的大秦国、吐鲁番、焉耆国皆有养蚕业，故西域诸国在五世纪时或已知丝绸制作工艺，而蚕种传入瞿萨旦那（于阗）的事件，也应发生于此时。
王邦维专于佛教史、西域交通史方面，文献功夫甚深，但他此文可能将范围限定于禹域之内，并未穷尽有关丝绸工艺外传的史料。其实，早在张星烺辑录的《中西交通史料汇编》第一编第二章里，除了《大唐西域记》那条本土记录，还根据英国汉学家亨利·玉尔的《古代中国闻见录》（后来的中译本作H.裕尔《东域纪程录丛》）转引了两则六世纪的西方文献。其中希腊人的记录说，印度僧人从印度将蚕卵带到拜占廷孵化——这有可能是将中国讹传为印度了，即印度僧人是从中国将蚕卵带到拜占廷；也有可能，是当时印度已引入了中国养蚕和制丝的技术。文献不足徵，兹不细述。
稍后东罗马人的记录应当更准确，也更详细：“波斯人某，尝居赛里斯国。归回时，藏蚕子于行路杖中，后携至拜赞廷。春初之际，置蚕卵于桑叶上，盖此叶为其最佳之食也。……哲斯丁皇帝后示突厥人以养蚕吐丝之法，突厥人大惊，盖是时赛里斯人诸市场港埠，前为波斯人所据者，后皆为突厥人所攘夺也。”这里的“赛里斯国”众所周知，意谓丝国，古希腊、罗马人用以指称中国或邻近中国之地。这当然是东罗马（拜占廷）帝国窃取中国丝绸机密的明确史证了。
▍四
丝绸、陶瓷、茶叶的技术秘密外泄，殊非偶然。要知道，这三件物事，可谓中国古代贸易输出的“三宝”，在域外影响最广，为国人赚取利润最多；也正因此，外国佬自然最眼热，不甘心为中国人独占利润，故必前赴后继地做时迁。则历百千年，技术秘密之流失，也是不可避免的罢。
那么，中国人是不是只有被窃的份呢？当然不是。中国人向来不傻。
布尔努瓦在《丝绸之路》里就说：“到420年左右——这是大部分人的约估，东西方不仅通过中亚的媒介继续交换商品，而且还首次开始交换机密情报。这确实是一种奇怪的巧合：当西方从中国窃取了制造丝绸的千年奥秘，并泄露给西域一个王国的时候，中国人也巧取了西方制造透明有色琉璃的情报。中国人从来都非常钟爱这一产品，并且一直被迫以高价从西方购买。”
不约而同，萨拉·罗斯在《茶叶大盗》里也谈到：“当英国人策划着窃取中国的茶种和茶叶技术，并用于建立属于他们的茶叶商业帝国的时候，中国人同样在密谋着获取英国人的植物机密：他们的计划是在国内发展鸦片种植业，以与英属印度——巴特那（Patna）——鸦片种植业相抗衡。正如茶叶可以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另一侧找到自己的第二个家园一样，罂粟——提炼鸦片的美丽花朵——同样也可以被移植到中国那些郁郁葱葱、连绵起伏的山丘上。”
▍五
当然，让中国人受益最大的商业机密，不会是玻璃，更不会是鸦片。我相信，必是番薯。
关于番薯传入中国问题，我先前特别留意过，知道专业的学术探讨不少，有关的原始文献繁杂且多歧异，在此不能也不必一一具列。现聚焦于窃取商业机密这一关节，摘录若干原始文献，以呈现吾国“番薯大盗”的事迹。
经济史家梁方仲1939年已写过一篇《番薯输入中国考》，篇幅无多而引证详密，其引徐光启《农政全书》有言：“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，海外人亦禁不令出境。此人取藷滕〈藤〉绞入汲水绳中，遂得渡海。因此分种移植，略通闽广之境。”又引道光六年邵咏纂修的《电白县志》卷二十《杂录》，叙述更为详细，且留下了当事者的姓名：“相传番薯出交趾，国人严禁，以种入中国者罪死。吴川人林怀兰善医，薄游交州，医其关将有效。因荐医国王之女，病亦良已。一日，赐食熟番薯，林求食生者，怀半截而出。亟辞归中国。过关，为交将所诘，林以实对，且求私纵焉。关将曰：‘今日之事，我食君禄，纵之，不忠；然感先生得〈德〉，背之，不义！’遂赴水死。林乃归种遍于粤。今庙祀之，帝以关将配。”其具体情节过于传奇，似未可信，但盗取番薯种苗的核心事迹，当有某种史影在。
梁方仲后来在读书札记里，又抄录过《金薯传习录》的若干材料。此书系福建人陈世元所辑，搜集了其五世祖陈振龙引种番薯的相关事迹。《元五世祖先献薯藤种法后献番薯禀帖》一篇云：“……振龙历年贸易吕宋，久驻东夷，目睹彼地土产朱薯被野，生熟可茹。询之夷人，咸称薯有六益八利，功同五谷，乃伊国之宝，民生所赖。但此种禁入中国，未得栽培。……捐赀阴买，并将岛夷传种法则带归闽地。”又《青豫等省栽种番薯始末实录》云：“番薯种本吕宋回国，国不用粪治，被山蔓野，皮丹如朱，夏秋成卵，夷人随地掘取，以佐谷食。在本国极贱，然珍其种，不与中国人。……振龙公贾于吕宋，啖夷人以利，得其藤数尺，并得刈植藏种法归，私治畦于纱帽池舍傍隙地。依法栽植，滋息薯衍，其传遂广。”这么说，自海外盗归番薯一事，广东的文献归功于粤人，而福建的文献则归功于闽人，隐含了小小的地域之争。
还有一种说法，谓陈益自安南（也就是交趾，今越南北部）盗回广东东莞。据农史学家梁家勉的《番薯引种考》，东莞《凤岗陈氏族谱·陈益传》载：“万历庚辰客有泛舟之安南者，公偕往。比至，酋长延礼宾馆，每宴会辄飨土产曰薯者，味甘美。公凯（觊？）其种，贿于酋奴，获之。未几，伺间遁归。”梁家勉指出，明嘉靖年间在越南称王的莫氏，源出于东莞，故此后来往越南的东莞人可能较多；由此背景看，陈益引种番薯的可信度甚高，而他引种番薯的年代，在有关文献中更是最早的。
此外，在林文龙编的《台湾诗录拾遗》里，我还见到一首《地瓜行》：“葡萄绿乳西土贡，荔枝丹实南州来。此瓜闻传出吕宋，地不爱宝呈奇才。有明末年通舶使，桶底缄藤什袭至。植溉初惊外域珍，蔓延反作中邦利。白花朱实盈效原，田夫只解薯称番。”这当然也是番薯入华的史料了。所谓“桶底缄藤”云云，正与《农政全书》“取藷藤绞入汲水绳中”的记载若合符节。
到底谁才是真正的“番薯大盗”呢？这是不容易确定的。但也不必非得确定。盖番薯之为物，绝不珍罕，其种植较之茶叶远为普遍，种植技术也相对简单；故中国人完全可能组织过不同的“番薯特工队”，自不同的国度，通过不同的路线，引入到不同的地域。不论“番薯大盗”为谁，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，不论是广东人还是福建人，中国人大约于明代后期自东南亚盗取番薯种苗，当系史实。
仅论商业价值的话，番薯当然是小儿科，远不能与丝绸、陶瓷、茶叶相提并论，故论商业机密的得失，中国人是得不偿失的。但丝绸、陶瓷、茶叶之于西方，大体是高级消费品，乃至奢侈品；而番薯之引入，事关民生，惠及底层，其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，不是单从市场交易额可以衡量的。何柄棣的《美洲作物的引进、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》一文曾有著名论断，以为花生、番薯、玉米、马铃薯“传华四百余年来，对中国土地利用和粮食生产确实引起了一个长期的革命。粮食生产革命和人口爆炸确是互为因果的”，尤其是番薯，“对中国山地和瘠土的利用，对杂粮种植的多样化，起了极深刻的影响。……‘万历番茄〈薯〉始入闽，如今天下少饥人。’这首诗虽稍有夸张，但最能说明甘藷的历史作用。”其结论虽有置疑者，但番薯于民食的功德甚大，总是无法否认的。
▍六
以上回溯了丝绸、陶瓷、茶叶及番薯的商业窃密史，三个是中国人被盗窃，一个是中国人盗窃，能说明什么问题呢？
我以为，首先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结论：从商业立场，从生意立场，垄断技术机密者，必欲保持技术垄断；反过来，不拥有技术机密者，必欲打破技术垄断。这是利益问题，无关道德。只能说，盗窃商业机密违反了法律——而且是现行的法律，但未必就违反道德。事实上，这种违法行为，往往倒是有利于人类的总体福祉的，比如“茶叶大盗”或“番薯大盗”，与其说是恶谥，不如说是美名吧。
从历史上看，窃取技术秘密以及类似的侵权行为，比比皆是，而且有来有往，没有哪一方是绝对纯洁的。商业跟政治一样，台面是一回事，幕后又是一回事，既要明修栈道，也欲暗渡陈仓，在明的法律或契约之下，总还有着“潜规则”。没有哪个共同体不想将他者的利润化为自己的利润，透明经济是必须的，是主流，但灰色经济也必然或多或少地存在，这也是现实。
这样，对于我们过去被窃的，不管是丝绸、陶瓷、茶叶还是其他，时过境迁，我们当然也无须怨愤，无须心疼；但同样的，对于国人那些假冒“爱马仕”手袋的、山寨“苹果”手机的、打着“麦肯堡”名义卖快餐的，那些盗版影碟、CD、图书的，我们也无须惭愧，无须脸红。那就是我们各行各业的福钧，各行各业的“大盗”啊！
而且，孤立地看，商业机密被窃固然是坏事；但若退一步，从更大的背景看去，商业机密被窃就不尽是坏事了——那往往表明，那些商业机密代表了行业的标杆，其背后的技术和文明也处于优越地位，所以才会被他人艳羡，所以他人才一心要巧取豪夺。因此，对中国人来说，可悲的并不是传统的商业机密被窃，真正可悲的是，近代以还，我们又有多少商业机密为人觊觎，值得窃取呢？我们身处技术文明的低端，只能小打小闹地偷得别人一点小机密，赚回一点小便宜罢了。
还有一点，商业机密外泄，是否形成重大打击，取决于共同体是否强韧，取决于共同体是否有积极的回应，取决于原本的技术垄断者是否能推陈出新。当中国仍然强盛时，丝绸工艺外流，甚至陶瓷工艺外流，都未动摇“中国制造”的根本；只是当中国真正衰败时，茶叶工艺外流，才会令“中国制造”大伤元气。丝绸、陶瓷之后，茶叶的秘密，几乎是中国物质文明最后的精华了，精华一去，还剩下什么呢？
总而言之，一种商业技术若有重大利益，其秘密总会被小心翼翼地保护着；但长远来说，往往秘密是要被窃夺的，利益是要被分享的。物质文明方面的技术秘密尤其如此。越是能让“沉默的大多数”受惠的技术秘密尤其如此。哪里有垄断，哪里有厚利，哪里就有“大盗”，盗窃和山寨，永远防不胜防。
还用得着说吗，永远会有罗伯特·福钧，区别只在于，他是我们的“大盗”，还是他们的“大盗”。
（本文原标题：《永远会有罗伯特·福钧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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